第031章 朝廷的事朝廷办(下)
小说：大明元辅作者：云无风字数：4666更新时间 : 2020-06-19 23:41:16
廷推这个制度，后世有人将之看做是某种程度上的皿煮选拔制，但本书前文中对此已有所述，总结起来就一句话：至少有明一代的廷推与皿煮基本没关系。
不过大明一朝还是很喜欢用推举这个手段来展示官员得位之正的，于是廷推就与类推、部推、敕推一起，构成了明代官僚铨选最重要的部分。
理论上来说，廷推的推举对象通常是大九卿和巡抚，而参与者是阁臣与大九卿。以参议推升之官员票决的结果，作为皇帝参考的主要依据。
这与类推(参与者为吏部，推举在内六品以下与在外五品以下官员)、部推(参与者为吏部，推举小九卿、方面[如兵备道]、知府等)、敕推(参与者为九卿、科道，推举阁臣、吏兵二部尚书、总督)相结合，形成了公意表达的递升。
考虑到科道官僚的选举亦参照公意，明代的铨选同时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公意表达的循环，并凭此作为对抗皇帝特简的办法——皇帝拒绝廷推结果，实际上是间接否定部推、类推的结果，并可能影响敕推的合理性。
这么一说明，诸位看官可能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推荐阁臣不是应该叫敕推吗？
是的，正式来讲的确叫敕推，只是后来这两者有合二为一的趋势，慢慢的就都以廷推来一概而论了。
这种推举制度之所以能形成并且延续下来，其实有两点最根本的原因，这两个根本原因都出在皇帝身上。
其一是，推举制度方便省事。这个其实很简单，满朝上下那么多臣子，作为皇帝而言，他可能连“全部认识”都做不到，遑论知根知底了，因此有些职位并不一定都要仔细考虑。让大臣们拟定几个人选，大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。
这有点儿像后世的人们用电脑，当懒得动脑子、或者面对无关紧要的问题时，电脑会为人们推荐几个选项，人们只要作个简单的选择就可以了，相当体贴。而对皇帝而言，推举出来的这几个人选可能在他的印象中都差不多，用谁不是用？
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还能顺便想明白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阁臣绝大多数都有“帝师”经历(这里是指做过日讲官)。
答案很简单：你做过日讲官，皇帝对你印象比较深刻，至少大致上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那你相较于其他仅在皇帝脑海中存留一个名字作为符号的官员来说，优势当然大了无数倍。
推举制度可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二，则是对于皇帝而言，这种制度并未削弱皇帝的人事任免权。
这是该制度最重要、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地方。事实上，明代的廷推其实只是个推荐过程，而并非参与讨论和推举的大臣们有最后决定权。关键的决定权始终还是在皇帝的手里。
之所以容易引起误解，是因为在后世的现代社会中，实行君主立宪的皿煮国家也会搞这一套。譬如英国女王，不要说英国本国的首相，就是前几年的澳大利亚总理已经选出来了，但也必须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批准，才算是正式生效。
当然了，英国这个做法基本已经只是法律上的一个形式而已，还从没听说过“从善如流”的女王陛下有不批准的时候。
然而在大明就完全不同了，最大的差异也是两点：
一则廷推所推举出来的人选不会只有一个，通常是两、三人，而最后由皇帝做最后定夺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你入围了，成为了被推举的人选，也不是说那位置就已经是你的了，你还是有竞争者存在的。
再对比英国来看，你肯定没听说过近现代社会还能推出两、三名英国首相候选人，然后再让女王来选的事情吧？假设真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你还会觉得英国女王只是个摆设吗？
二则廷推的人选是可以被驳回，甚至被直接跳过的。这一条本书前文有述，此处只简单举例：嘉靖时的张璁就是被中旨特简入阁，隆庆时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简入阁，这都是跳过廷推的例子。
至于驳回，也是有的，原历史上的朱翊钧就干过这事：当时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，掌管官吏班秩迁升、改调等事务。万历二十二年，朝廷廷推内阁大学士，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钧所厌恶的，于是触怒了皇帝，被削去官籍，革职回家。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选也被皇帝驳回，要求吏部重新拟定。
所以综上所述，廷推作为一种制度来说，其象征意义更大一些，真正的最终决断权始终掌握在皇帝的手里。
当然这并不是说廷推就不重要了，恰恰相反，廷推的重要性还是很高的，甚至可以说意义重大。
这个意义的来源，在于明代士绅对于公意的坚持——“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，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”。
这种思想，使得皇帝的独裁始终处于一种在道义上不被接受的状态，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，贸然对抗公意也是很危险的。
传统中国的政治期许，在于希望皇帝劳于求人、逸于使人，而非威福自专、权不下移。而在官僚系统高度体系化的明代，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最重要的齿轮，因此他对于官僚集团达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须抱持肯定态度，因为如果他否定其他齿轮的意志，就可能导致官僚系统运转不良。
为了维护皇权而跟官僚集团敌对，从协调者变为对抗者，先不说长远来看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——因为其自曝了独裁者本质。甚至短期的代价就非常大，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团抵制乃至抛弃的——别忘了万历后期官员解印自去的风潮，以及崇祯后期孤家寡人的态势。
万历遭遇的是抵制，是因为国本之争而导致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的“非暴力不合作”；而崇祯就更严重了，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团给抛弃了，甚至不仅仅是文官，他竟然被武将集团也一同抛弃。把明朝这种体制下的皇帝做到那个程度，也是没谁了，死得真不冤。
当然现在的万历还没有遭到明显的抵制，因此这次廷推在他的谕旨之下，很快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了。
即便是廷推阁臣，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选。在某些强势吏部尚书掌权的时代，这个圈定人选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。
不过现在么，就不同了。从严嵩之后直到如今，基本上都算是内阁强势时期，吏部方面只能紧跟内阁的指示行事。
而具体到眼下，也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吏部整体来说是实学派当权的状态。这当然有历史原因，主要就是当年高拱以首辅之尊兼掌吏部，由于他独掌铨务八年，导致吏部从此贴上了高党的标签。
如今的天官虽然是杨巍这个貌似中立而实际上的晋党，但反正在张四维丁忧之后，高党、晋党其实已经没法分家了——都是高务实说了算，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选当然会秉承高务实的意志。
只是，这次所谓高务实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，这只是个妥协产物，唯一聊以**的是这次的妥协是申时行退让更多，高务实好歹还略占便宜。
不过这次吏部推举还是挺有意思的，高务实摆明了不给面子，或者说他真的贯彻了自己和申时行对话时表达的意思：这次的面子里子我都要拿！
因此吏部推荐的三个人选，几乎都和高务实有关。
这三个人选分别是王家屏、陈经邦、于慎行。
王家屏，山西人，不管他自己怎么看，在外界眼里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晋党；
陈经邦虽然是福建人，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，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，也就是说高拱是陈经邦的座师。当初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陈经邦才成为朱翊钧太子时期的第一批讲官。换句话说，他既是高务实的老师，又是高务实师兄……某种程度上有种代师授艺的感觉。
至于于慎行，他是高务实乡试的宗师，高务实的解元就是他点的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渊源：于慎行其实是张居正的学生。
当初张居正倒台之后，门生们由于地位大多都不高，倒没有怎么被高拱打压，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梦龙现在还成了高务实的盟友，直接加入了实学派，因此于慎行的背景是没有问题的。
这一来，三个人选里头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，后面两人都是高务实和朱翊钧过去的老师——当然，王家屏后来也是做过讲师的，只是并非第一批罢了。
这个推荐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，并非表示现在就让皇帝拿主意，这只是第一次过目，之后如果皇帝同意，就会让内阁与“大九卿”廷推。
朱翊钧对这三个人选基本都还满意，因为三人都是做过他讲师的人，他对他们还算了解。
只是朱翊钧有些奇怪，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看，陈经邦和于慎行现在即便要简拔，似乎也就在尚书一级打止了，直接推上阁老好像还差了点资历。
他想了想，觉得吏部实际上的意思就应该是主推王家屏，否则不会把他排在首位。
朱翊钧其实也不清楚王家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晋党，他只是琢磨王家屏既然是山西人，那么把他补进内阁倒也算是不错，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顶了张四维留下的缺。
于是皇帝很快通知内阁，就以吏部报上的三位臣工作为廷推的举荐对象举行会推，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意见。
有明一朝有“大九卿”和“小九卿”之分。其中“大九卿”就是六部尚书加上左都御史，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；“小九卿”则是太常寺卿、太仆寺卿、光禄寺卿、詹事、翰林学士、鸿胪寺卿、国子监祭酒、苑马寺卿和尚宝司卿。
有资格廷推阁臣的是内阁大学士和大九卿，因此高务实也没有资格参加，他只能老老实实等会推的结果——虽然这基本上不可能出现意外。
参与这次会推的，便是内阁大学士申时行、许国、张学颜、吴兑四位阁老，再加上吏部尚书杨巍，户部尚书沈鲤，礼部尚书徐学谟，兵部尚书梁梦龙，刑部尚书舒化，工部尚书杨兆，左都御史赵锦，大理寺卿李世达，通政使张孟男，一共十三人。
其余人前文都已有述，惟独大理寺卿李世达没有提到过，这里补述一句：这位老兄是陕西泾阳人，和魏学曾是同乡……补述完毕。
廷推虽然是在内阁值房的大通房举行，离六部比较远(内阁在宫里，六部在宫外)，不过高务实得到消息一贯很快，在内阁廷推结果出来不到半个时辰之后，高务实就知道了结果。
丝毫没有意外的，王家屏得到了与会大佬们的一致赞誉，被“公推”为新任阁臣的最佳人选。
这其实真的不会有什么意外，看看与会众人的派系就知道，几乎不是实学派就是心学派，两派实际上的掌权者既然达成了君子协议，这次会议还能有什么变数？
廷推结果由申时行、许国两人共同送去文华殿给提早在那等着的朱翊钧，朱翊钧对此结果也一点不意外，只是朝申时行和许国问道：“朕觉得廷推的结果可以，不过王家屏现在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如要入阁，总得先调六部，二位先生以为该如何调任？”
这话朱翊钧虽然说是“入阁要先调六部”，其实这只是个统称，实际上翰林史官入阁之前，先调的去处一般只有两个，要么吏部，要么礼部，这和张学颜、吴兑入阁的路线是不同的。
申时行早有准备，闻言立刻回答道：“可先外任吏部左侍郎。”
其实吏部左侍郎现在并没有空缺，不过入阁前的这个加官有特殊性，偶尔并不需要实任。
朱翊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，直接便道：“那就请申先生代朕拟旨，王家屏升任吏部左侍郎，加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预机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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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大明一朝还是很喜欢用推举这个手段来展示官员得位之正的，于是廷推就与类推、部推、敕推一起，构成了明代官僚铨选最重要的部分。
理论上来说，廷推的推举对象通常是大九卿和巡抚，而参与者是阁臣与大九卿。以参议推升之官员票决的结果，作为皇帝参考的主要依据。
这与类推(参与者为吏部，推举在内六品以下与在外五品以下官员)、部推(参与者为吏部，推举小九卿、方面[如兵备道]、知府等)、敕推(参与者为九卿、科道，推举阁臣、吏兵二部尚书、总督)相结合，形成了公意表达的递升。
考虑到科道官僚的选举亦参照公意，明代的铨选同时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公意表达的循环，并凭此作为对抗皇帝特简的办法——皇帝拒绝廷推结果，实际上是间接否定部推、类推的结果，并可能影响敕推的合理性。
这么一说明，诸位看官可能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推荐阁臣不是应该叫敕推吗？
是的，正式来讲的确叫敕推，只是后来这两者有合二为一的趋势，慢慢的就都以廷推来一概而论了。
这种推举制度之所以能形成并且延续下来，其实有两点最根本的原因，这两个根本原因都出在皇帝身上。
其一是，推举制度方便省事。这个其实很简单，满朝上下那么多臣子，作为皇帝而言，他可能连“全部认识”都做不到，遑论知根知底了，因此有些职位并不一定都要仔细考虑。让大臣们拟定几个人选，大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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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还能顺便想明白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阁臣绝大多数都有“帝师”经历(这里是指做过日讲官)。
答案很简单：你做过日讲官，皇帝对你印象比较深刻，至少大致上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那你相较于其他仅在皇帝脑海中存留一个名字作为符号的官员来说，优势当然大了无数倍。
推举制度可以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二，则是对于皇帝而言，这种制度并未削弱皇帝的人事任免权。
这是该制度最重要、也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地方。事实上，明代的廷推其实只是个推荐过程，而并非参与讨论和推举的大臣们有最后决定权。关键的决定权始终还是在皇帝的手里。
之所以容易引起误解，是因为在后世的现代社会中，实行君主立宪的皿煮国家也会搞这一套。譬如英国女王，不要说英国本国的首相，就是前几年的澳大利亚总理已经选出来了，但也必须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批准，才算是正式生效。
当然了，英国这个做法基本已经只是法律上的一个形式而已，还从没听说过“从善如流”的女王陛下有不批准的时候。
然而在大明就完全不同了，最大的差异也是两点：
一则廷推所推举出来的人选不会只有一个，通常是两、三人，而最后由皇帝做最后定夺。换句话说，即便你入围了，成为了被推举的人选，也不是说那位置就已经是你的了，你还是有竞争者存在的。
再对比英国来看，你肯定没听说过近现代社会还能推出两、三名英国首相候选人，然后再让女王来选的事情吧？假设真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你还会觉得英国女王只是个摆设吗？
二则廷推的人选是可以被驳回，甚至被直接跳过的。这一条本书前文有述，此处只简单举例：嘉靖时的张璁就是被中旨特简入阁，隆庆时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简入阁，这都是跳过廷推的例子。
至于驳回，也是有的，原历史上的朱翊钧就干过这事：当时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，掌管官吏班秩迁升、改调等事务。万历二十二年，朝廷廷推内阁大学士，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钧所厌恶的，于是触怒了皇帝，被削去官籍，革职回家。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选也被皇帝驳回，要求吏部重新拟定。
所以综上所述，廷推作为一种制度来说，其象征意义更大一些，真正的最终决断权始终掌握在皇帝的手里。
当然这并不是说廷推就不重要了，恰恰相反，廷推的重要性还是很高的，甚至可以说意义重大。
这个意义的来源，在于明代士绅对于公意的坚持——“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，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”。
这种思想，使得皇帝的独裁始终处于一种在道义上不被接受的状态，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，贸然对抗公意也是很危险的。
传统中国的政治期许，在于希望皇帝劳于求人、逸于使人，而非威福自专、权不下移。而在官僚系统高度体系化的明代，皇帝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最重要的齿轮，因此他对于官僚集团达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须抱持肯定态度，因为如果他否定其他齿轮的意志，就可能导致官僚系统运转不良。
为了维护皇权而跟官僚集团敌对，从协调者变为对抗者，先不说长远来看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——因为其自曝了独裁者本质。甚至短期的代价就非常大，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团抵制乃至抛弃的——别忘了万历后期官员解印自去的风潮，以及崇祯后期孤家寡人的态势。
万历遭遇的是抵制，是因为国本之争而导致的一种君臣之间互相的“非暴力不合作”；而崇祯就更严重了，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团给抛弃了，甚至不仅仅是文官，他竟然被武将集团也一同抛弃。把明朝这种体制下的皇帝做到那个程度，也是没谁了，死得真不冤。
当然现在的万历还没有遭到明显的抵制，因此这次廷推在他的谕旨之下，很快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了。
即便是廷推阁臣，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选。在某些强势吏部尚书掌权的时代，这个圈定人选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干涉的。
不过现在么，就不同了。从严嵩之后直到如今，基本上都算是内阁强势时期，吏部方面只能紧跟内阁的指示行事。
而具体到眼下，也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吏部整体来说是实学派当权的状态。这当然有历史原因，主要就是当年高拱以首辅之尊兼掌吏部，由于他独掌铨务八年，导致吏部从此贴上了高党的标签。
如今的天官虽然是杨巍这个貌似中立而实际上的晋党，但反正在张四维丁忧之后，高党、晋党其实已经没法分家了——都是高务实说了算，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选当然会秉承高务实的意志。
只是，这次所谓高务实的意志也不是他的意志，这只是个妥协产物，唯一聊以**的是这次的妥协是申时行退让更多，高务实好歹还略占便宜。
不过这次吏部推举还是挺有意思的，高务实摆明了不给面子，或者说他真的贯彻了自己和申时行对话时表达的意思：这次的面子里子我都要拿！
因此吏部推荐的三个人选，几乎都和高务实有关。
这三个人选分别是王家屏、陈经邦、于慎行。
王家屏，山西人，不管他自己怎么看，在外界眼里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晋党；
陈经邦虽然是福建人，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金榜二甲第七名，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，也就是说高拱是陈经邦的座师。当初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陈经邦才成为朱翊钧太子时期的第一批讲官。换句话说，他既是高务实的老师，又是高务实师兄……某种程度上有种代师授艺的感觉。
至于于慎行，他是高务实乡试的宗师，高务实的解元就是他点的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渊源：于慎行其实是张居正的学生。
当初张居正倒台之后，门生们由于地位大多都不高，倒没有怎么被高拱打压，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梦龙现在还成了高务实的盟友，直接加入了实学派，因此于慎行的背景是没有问题的。
这一来，三个人选里头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，后面两人都是高务实和朱翊钧过去的老师——当然，王家屏后来也是做过讲师的，只是并非第一批罢了。
这个推荐送到皇帝手里的时候，并非表示现在就让皇帝拿主意，这只是第一次过目，之后如果皇帝同意，就会让内阁与“大九卿”廷推。
朱翊钧对这三个人选基本都还满意，因为三人都是做过他讲师的人，他对他们还算了解。
只是朱翊钧有些奇怪，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看，陈经邦和于慎行现在即便要简拔，似乎也就在尚书一级打止了，直接推上阁老好像还差了点资历。
他想了想，觉得吏部实际上的意思就应该是主推王家屏，否则不会把他排在首位。
朱翊钧其实也不清楚王家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晋党，他只是琢磨王家屏既然是山西人，那么把他补进内阁倒也算是不错，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顶了张四维留下的缺。
于是皇帝很快通知内阁，就以吏部报上的三位臣工作为廷推的举荐对象举行会推，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意见。
有明一朝有“大九卿”和“小九卿”之分。其中“大九卿”就是六部尚书加上左都御史，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；“小九卿”则是太常寺卿、太仆寺卿、光禄寺卿、詹事、翰林学士、鸿胪寺卿、国子监祭酒、苑马寺卿和尚宝司卿。
有资格廷推阁臣的是内阁大学士和大九卿，因此高务实也没有资格参加，他只能老老实实等会推的结果——虽然这基本上不可能出现意外。
参与这次会推的，便是内阁大学士申时行、许国、张学颜、吴兑四位阁老，再加上吏部尚书杨巍，户部尚书沈鲤，礼部尚书徐学谟，兵部尚书梁梦龙，刑部尚书舒化，工部尚书杨兆，左都御史赵锦，大理寺卿李世达，通政使张孟男，一共十三人。
其余人前文都已有述，惟独大理寺卿李世达没有提到过，这里补述一句：这位老兄是陕西泾阳人，和魏学曾是同乡……补述完毕。
廷推虽然是在内阁值房的大通房举行，离六部比较远(内阁在宫里，六部在宫外)，不过高务实得到消息一贯很快，在内阁廷推结果出来不到半个时辰之后，高务实就知道了结果。
丝毫没有意外的，王家屏得到了与会大佬们的一致赞誉，被“公推”为新任阁臣的最佳人选。
这其实真的不会有什么意外，看看与会众人的派系就知道，几乎不是实学派就是心学派，两派实际上的掌权者既然达成了君子协议，这次会议还能有什么变数？
廷推结果由申时行、许国两人共同送去文华殿给提早在那等着的朱翊钧，朱翊钧对此结果也一点不意外，只是朝申时行和许国问道：“朕觉得廷推的结果可以，不过王家屏现在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如要入阁，总得先调六部，二位先生以为该如何调任？”
这话朱翊钧虽然说是“入阁要先调六部”，其实这只是个统称，实际上翰林史官入阁之前，先调的去处一般只有两个，要么吏部，要么礼部，这和张学颜、吴兑入阁的路线是不同的。
申时行早有准备，闻言立刻回答道：“可先外任吏部左侍郎。”
其实吏部左侍郎现在并没有空缺，不过入阁前的这个加官有特殊性，偶尔并不需要实任。
朱翊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，直接便道：“那就请申先生代朕拟旨，王家屏升任吏部左侍郎，加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预机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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